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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日《南方周末》刊登報道《“紅色特工”身后六十年 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設立背后》，文章編者按這樣寫道，“1949年，中國大陸1500名赴臺‘紅色特工’犧牲過千，大多連名字都沒留下來，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建成，這段歷史才被公開紀念。‘是死了還是叛變了都不知道�！黧闫加浀媚菚r一有政治運動，就會有人來家里質(zhì)問他父親到底去哪兒了。特工神秘的身份讓這個家庭喘不過氣來。2007年，馮亦同的《朱楓傳》在上海付印出版，有關單位帶話說‘這是一次失敗的任務，不要宣傳失敗’，出版只好戛然而止。更多在臺灣的幸存者，終日生活在陰影中無法自拔。而接受過反共教育的后代，永遠也不能理解他們。”
1950年6月，吳石被判死刑，與朱楓一起成為轟動臺灣一時的“吳石朱諶之（朱楓原名）間諜案”。
以下為《南方周末》報道：
40年來，楊蘭的心里一直有遺憾，就差一點，她幾乎就知道了父母的名字。
40年前，她28歲，養(yǎng)父在病床上告訴她，在她兩歲時，她的親生父母離開她赴臺執(zhí)行任務，最終犧牲。她看著養(yǎng)父，他的嘴蠕動著就要說出最后的秘密，卻再沒能吐出聲音。
2013年末，在北京西山，一座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，用以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，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那段歷史，846個名字被鐫刻在石壁上。
在名字的海洋中，楊蘭找不到父母的名字，但她相信他們也許就在里頭。
1949年，楊蘭的父母喬裝入臺。按照碑文介紹，一起前往的還有約1500名“大陸紅色特工”，但由于叛徒出賣，超過1100名地下黨員被國民黨逮捕處決，其中包括著名的“密使1號”吳石——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，他后來更成為電視劇《潛伏》主人公余則成的原型之一。
這場影響深遠的情報戰(zhàn)最終隱匿于歷史的煙塵，更多的人不知所蹤。兩岸音信隔絕數(shù)十載，即使他們的后代，對他們也只剩下模糊的記憶，而許多人甚至連名字也沒能留下來。
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遺憾，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(lián)絡部籌集文化界、藝術界、企業(yè)界等人士捐款，歷經(jīng)一年建成。除了已找到的846位犧牲者的名字，紀念墻還預設大幅空位，留給更多的歷史失蹤者。
旁邊一段銘文這樣記錄他們——“風蕭水寒，旌霜履血，或成或敗，或囚或歿，人不知之，乃至隕后無名�！�
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，用以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，這是官方第一次公開紀念那段歷史。
到臺灣去
1949年的初秋，在楊蘭與她的父母告別的時候，另一場告別也在進行。戴筱萍當時四歲，他記得那一天，穿著黑西裝的父親抱著他開始流淚，然后出門遠行。
“他只告訴我的母親他要走，沒說要去哪兒�！贝黧闫紝Ω赣H只剩下模糊的印象，高高瘦瘦的，有軍人的威嚴。
這一年，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，接受滲透任務的中共情報人員，紛紛蹈海遠行。
上海軍醫(yī)大學的學生朱曉楓收到了母親的來信，問她是否可以請假到廣州一見。她的母親朱楓那時是香港合眾公司的會計，也是中共華東局的地下黨員。
“當時我開始在醫(yī)院工作，請不了假，沒想到那時她已經(jīng)接到任務就要走了。”朱曉楓說。而等不到女兒的朱楓已經(jīng)在香港辦好假的入臺證，以“朱靜”的化名準備登船。
這一年的10月，沒有能和親人見面的還有王道元、王道乾兄妹。他們的父親王灜成長期在上海從軍，是空軍飛機修理廠檢驗科二級檢驗員，中尉軍銜。上海解放后，他們從蘇北老家趕往上海，卻發(fā)現(xiàn)父親已經(jīng)不知所終。
就在此前半年，已經(jīng)在蘇北解放區(qū)參加工作的王道元來上海替解放區(qū)的醫(yī)院購買藥品。他和穿著國民黨軍裝的父親在城郊的一座道觀見了面，他勸父親回老家，父親不肯，臨分別時，他只好送給父親一本《革命人生觀》的小冊子。
王灜成可能是最早離開的情報人員，在上海城破之前，他跟隨國民黨部隊，已經(jīng)乘船南下。
某艦隊政治部干部戴龍則輾轉內(nèi)陸，先至廣州，再到香港，以測量學校教官的身份，最后渡海。
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臺灣。1949年，解放軍在大陸戰(zhàn)場取勝的同時，舟山、金門之戰(zhàn)卻非常艱難甚至失利，對臺情報工作越發(fā)急需。這一年，先后有1500名“紅色特工”被派赴臺，他們喬裝成難民、香煙小販、商人、敗軍，混入數(shù)以百萬計遷臺大軍，同時也揭開了上世紀中葉兩岸情報戰(zhàn)的序幕。
廣東陸豐人黃賢忠比他的戰(zhàn)友們過來得更早。1949年，他已經(jīng)在桃園縣平靜生活了兩年，在當?shù)匾凰辛x民中學的初中當國文老師。他組織了讀書會，喜愛談論家國大事，一位當?shù)氐男W女教師慕名而來，但誰也不知道這個忠厚男人的身份。
1950年6月10日，臺灣，法庭欄桿前的中共地下黨員（由右至左）原國民黨軍某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、原“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”吳石（低首寫遺囑者）、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諶之、原“聯(lián)勤總部”第四兵站中將總監(jiān)陳寶倉被國民黨當局判死刑。
“大時代的一滴浪花而已”
在到達基隆的第二天，朱楓來到一家叫“三榮行”的南北雜貨店，與店內(nèi)的一位鄭先生碰頭，后者即是臺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蔡孝乾。他們約定每周三同一時間見面。
后來，朱楓拜會了此行最重要的聯(lián)絡人——“國防部參謀次長”、代號“密使一號”的吳石中將。在臺期間，吳石和朱楓前后七次見面，將拍攝有《臺灣戰(zhàn)區(qū)戰(zhàn)略防御圖》等絕密資料的微縮膠卷交給朱楓，后者將其交給中共華東局的一位特別交通員。
戴龍則借住在臺北的親戚家，以訪友問舊的名義四處聯(lián)絡，收集情報。他和更早來臺的王灜成想策反一位電臺人員，但最終失敗。最后只好通過掛號密碼的形式報告情報。
1939年前就已入黨的國文老師黃賢忠這時也活躍起來，鼓動包括妻子在內(nèi)的學校教員加入了地下黨，宣揚反蔣愛國，等待解放軍的到來。
1950年，在大陸的正面戰(zhàn)場硝煙漸停，而在臺灣，敵我之間滲透與反滲透的攻防卻日趨白熱化。
為了檢肅“匪諜”，鞏固最后一個堡壘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頒布了包括《臺灣省戒嚴令》、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等多項條款，隨著蔣介石在1949年底來臺，對臺灣的控制驟然加強。
而當時的臺灣地下黨，卻陷入過度樂觀之中。1949年12月，中共臺灣省工委發(fā)出了“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(zhàn)”的指示，指出“臺灣的解放是肯定的，而且是為期不遠的”。甚至，臺灣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《攻臺建議書》中表示，考慮到季風的影響，最佳的攻臺日期是1950年的4月。在大陸，第一任臺灣省委書記這時已經(jīng)任命，只等著赴臺上任。
但形勢卻在此時急轉直下。1950年初，臺灣省工委號稱“四大金剛”的四個領導人先后被捕，三人叛變，導致四百多人以“匪諜”罪被捕，包括吳石，其在臺灣潛伏之深、官階之高震動了國民黨當局。
臺灣省工委幾乎被一網(wǎng)打盡。已經(jīng)離開臺灣的朱楓，也在舟山群島回大陸前夕被捕，中途吞金自殺未遂。1950年6月，她與吳石被判死刑，成為轟動一時的“吳石朱諶之（朱楓原名）間諜案”。
這在相當程度上刺激了臺灣“白色恐怖”的加劇。此后三十多年間，數(shù)以十萬計的無辜者被卷入政治案件。光是1950年代前五年，國民黨政府就殺害了可能超過三千名本省和外省的“匪諜”、知識分子、工人和農(nóng)民。
1950年爆發(fā)的朝鮮戰(zhàn)爭也讓臺灣地下工作陷入孤立。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，大陸軍事戰(zhàn)略重點轉移。很多在臺地下部門被打散，幸運的得以返回大陸，跑不了的就躲進深山。
戴龍和王灜成也被捕了，后者行刑前還隨身帶著兒子送的《革命人生觀》。1951年，黃賢忠被捕入獄，以“叛亂罪”判處死刑，行刑前他為已懷孕的妻子留下遺書——“我只是這大時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”。
亂墳崗
在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，戴筱萍都想尋找父親戴龍。他和母親成了“失蹤軍人家屬”，這個身份的重量曾讓他喘不過氣來。
“是死了還是叛變了都不知道，到頭來好像還是我們的過錯�！贝黧闫加浀媚菚r一有政治運動，就會有人來家里，質(zhì)問他的父親到底去了哪兒。他的母親垂著頭，只是哭。
他們也去某艦隊問過，得到的答復是這是秘密，不能說。
那時國內(nèi)正值三線建設時期，戴筱萍的心里還有一絲希望，他想父親可能正在某個山溝里，支援國家建設。
直到1960年代，組織上終于通知了他們，他的父親戴龍，早在1950年就在臺灣犧牲，出賣他的叛徒如今被抓獲，情況搞清楚了，可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。
當時他和母親就想能拿回父親的遺骨，但兩岸的劍拔弩張，讓這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。
母親朱楓死后，朱曉楓得到了一張革命烈士證書�！拔母铩敝校@張證書卻不能保護她的母親，她被懷疑是特務、叛徒。有人說看見朱楓在臺北和國民黨軍官手挽著手走路，投了敵。朱曉楓只能沉默以對。
和其他受難者家屬一樣，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親王灜成的下落。198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，他和妹妹兩個人提著西瓜，去拜訪軍旅作家呂錚。作家曾寫了一本講述中共地下斗爭的小說《戰(zhàn)斗在敵人的心臟》。他們聽說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黨員，又曾在廣州擔任過對臺的聯(lián)絡員。
作家果然認識父親，并講述了他蒙難的經(jīng)過。“他還說我的父親是一個勇敢的人�！焙髞�，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《保密局的槍聲》，兄妹倆反復看了四遍，總感覺里面有父親的身影。
當年的那段歷史，隨著受難者埋入荒坡四十載，逐漸被人遺忘，直到1993年，在臺北六張犁，一片亂墳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發(fā)現(xiàn)，這里掩埋了兩百多個1950年代被處死的政治受難者的遺骸，隨之浮出水面的，則是那一批葬身在臺的大陸對臺“特工”。
同年，臺灣《中國時報》發(fā)布288位“臺灣地區(qū)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名單”，朱楓、吳石、戴龍、王灜成和黃賢忠皆在其列。
6年后，臺灣學者秦風在一家報社的檔案柜底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袋寫著“敵偽”字樣的照片，打開以后，卻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槍決照片，發(fā)布單位是“軍事新聞社”，時間為1950年。
其中，就有朱楓受刑前最后的留影。照片里，朱楓身穿一件淡綠色碎花雙縐旗袍，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，神色平靜而淡然。
2000年，這張照片被登在山東畫報出版社的《老照片》雜志上。這一年，朱曉楓73歲，照片上的母親已經(jīng)比她小了28歲。
看到照片那一刻，朱曉楓就想，在死前，一定要把母親找回來。
233號編織袋
南京作家馮亦同在這時加入了尋找朱楓的行列，他想寫一本朱楓的傳記。通過他，朱曉楓聯(lián)系上了秦風，委托后者在臺灣尋找朱楓遺骸的下落。
“他們尋找物理上的朱楓，我尋找精神上的�！�2007年，馮亦同的《朱楓傳》在上海付印出版，卻在當時遭到麻煩，有關單位帶話給馮亦同，說“這是一次失敗的任務，不要宣傳失敗”�！吨鞐鱾鳌返某霭嬷缓藐┤欢埂�
“可能是時機還未到吧。”馮亦同將情況告訴了朱曉楓，后者說了自己的看法。
轉機出現(xiàn)在2010年，這一年是國民黨重新上臺執(zhí)政的第二年，兩岸關系持續(xù)和緩。
一份由臺北辛亥路第二殯儀館提供的《600骨罐名冊》顯示了朱楓骨灰罐的可能線索，這些無人認領的骨灰罐，絕大多數(shù)都屬于來自大陸的死難者。納骨塔內(nèi)，兩百多個無主骨灰罐套著白色編織袋，雜亂無章地堆放其中，打開編號“233”的編織袋，朱楓的骨灰罐已經(jīng)靜靜躺滿了六十年。
2010年底，一架運送朱楓骨灰罐的飛機從臺北直飛北京，中央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專程在機場接機，隨后朱楓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。
2011年，位于朱楓老家浙江寧波鎮(zhèn)海的朱楓紀念園，舉行了盛大的安葬儀式，朱楓骨灰遷葬老家，倍享哀榮，葉落歸根。
尋找朱楓只是一個開始。“還有許多人沒回來呢�！毙熘靖恰秾幉◣汀冯s志的主編，在朱楓之前，從不了解這段歷史，直到2011年，他受邀參加朱楓骨灰回葬故鄉(xiāng)的隆重儀式，萌生了幫助其他死難者的后代將遺骸迎回大陸的打算。
在2011年6月的雜志上，徐志耕刊發(fā)了一則《尋親告示》，表明雜志將協(xié)助親屬尋找在1950年代犧牲在臺灣的對臺特工的遺骸。
而結果并不理想，看到《尋親告示》后，自覺在網(wǎng)上填寫尋親表格的家屬，只有不到五個人。
而原因可能是，由于保密措施，許多的后代家屬，連他們的父輩犧牲在臺灣都不知道。
這一年，臺北第二殯儀館和臺灣地區(qū)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提供給了《寧波幫》雜志881名在臺灣受難者的名單。
“當時雜志有三步打算，第一步是公布名單，讓家屬知道；第二步是幫助他們和臺灣方面聯(lián)系，比如互助會，提供幫助；第三步是成立一個基金，贊助家屬將遺骸迎回來安葬�！�
而一年之后，徐志耕有些心灰意冷。
《寧波幫》雜志總經(jīng)理劉建夏將原因總結為“沒有單位愿意牽頭”。
在劉建夏看來，通知家屬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公布檔案，據(jù)他了解，當年派往臺灣的地下工作者的檔案雖然分散在各個系統(tǒng)，但依然保留著，如果能夠解密，通過民政部門，就能迅速地聯(lián)系到后代親屬。
但他的這個想法，沒能得到回應。沒能成立基金的原因更加簡單，就是沒有錢。
“其實我們應該將所有的骨罐一起拿回來，修建烈士陵園�！眲⒔ㄏ恼f。
戴筱萍是極少數(shù)找到了自己父親的幸運兒。2012年，戴龍的墓碑在臺北六張犁墓區(qū)被找到，墓碑的照片從臺灣發(fā)到上海。
戴筱萍拿著照片去了某艦隊政治部，當年，這是父親的派出單位，他希望能由組織出面將父親迎回來，“對方很為難，說犧牲了那么多人，不能為你一個人拿回來，開銷太大”。
這和他在民政部門得到的表態(tài)相似，領導說，如果是自己去拿回來，那組織既不支持也不反對。
戴筱萍、王道乾和幾個后代家屬曾在上海碰過一次面，討論組織上不肯出面尋找怎么辦，最后也沒說出個結果，有人說，要么就在福建沿海遙祭一下，王道乾不同意。
直到如今，她和哥哥還沒有找到父親，而她已經(jīng)滿了八十歲。戴筱萍不愿再拖了，今年清明節(jié)的時候他想去臺灣，將父親的遺骸迎回家鄉(xiāng)。
永遠不能理解他們
在這場悄然的尋人潮中，臺灣的力量也在持續(xù)加入。2013年一年，臺灣地區(qū)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協(xié)助了八起大陸親屬來臺尋找親人遺骸，多年來，他們已成了大陸親屬來臺尋找的重要窗口。
互助會成立于1987年，會員為臺灣“白色恐怖”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，互稱“老同學”，以示有著相同的遭際和信仰。
自1993年臺北六張犁墓區(qū)發(fā)現(xiàn)之后，每一年，互助會都會為死難者舉辦春祭和秋祭。
在互助會會長吳榮元看來，臺灣的“白色恐怖”是國際冷戰(zhàn)情勢和國共內(nèi)戰(zhàn)共同作用的產(chǎn)物，葬身臺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同樣是政治的受難者，讓他們的遺骨返回故鄉(xiāng)，既是人情義理，也是歷史和解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
在臺灣，一位這段歷史的研究者，曾遇見過這樣一些“共諜”。1950年代，當他們來到臺灣，上線已經(jīng)被國民黨逮捕，在“白色恐怖”的血雨腥風中，他們暗自警惕、無所事事，結婚、生子，慢慢老去。而更多的幸存者，卻沒有這么幸運，生活在背叛、懊悔的陰影中，無法自拔。而接受過反共教育的后代，永遠也不能理解他們，“我曾遇見過一個老人，四個孩子都不愿叫他父親”。
近年來，臺灣官方開始面對當年這段歷史。2003年“國防部”開放檔案，隨后在政治受難者以及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（簡稱真促會）的推動下，臺灣當局陸續(xù)解密了“白色恐怖”時期的檔案文件，向家屬歸還了受難者的遺物。
臺灣作家藍博洲曾創(chuàng)作了描寫臺灣地下黨人的報告文學《愰馬車之歌》，講述了臺灣地下黨人鐘浩東、蔣蘊瑜的一生。他們是臺灣省工委機關報《光明報》的主要編印者，曾與“共諜們”并肩作戰(zhàn)，追求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。最終，鐘浩東被處死，蔣蘊瑜出獄后，曾經(jīng)的蔣四姑娘，只能靠在風化區(qū)擺攤賣面為生。
對藍博洲而言，長期反共教育下的臺灣社會，這些地下黨員在歷史評價中是缺席的，仿彿兩岸的孤魂，“但他們是一批理想主義者，那個年代的臺灣知識精英都進去了，”藍博洲說，“他們是當代人的鏡子�！�
馬場町位于臺北市最南邊的萬華區(qū)內(nèi)，曾經(jīng)是1950年代處決政治犯的刑場。在“白色恐怖”時期，每天清晨4時30分，執(zhí)刑的士兵扣動扳機，行刑后，士兵用沙土覆蓋地上的血跡，久而久之，堆沙成丘，如今已成為一方長滿青草的大丘。無論是吳石、朱楓，還是戴龍、王灜成，皆于此受刑。
2000年，臺北市政府在馬場町的入口豎立紀念碑文，其中寫道，“195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，在戒嚴期間被逮捕，并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�！�
安息吧
2012年6月，黃新華從臺灣檔案館領回了父親黃賢忠的遺書。
對于父親，她其實沒有任何印象。
母親在監(jiān)獄里生下她，五歲之前，黃新華一個人在孤兒院長大，待她的母親出獄后，兩個人便相依為命。
小的時候，母親每隔一段時間會帶著她到位于臺北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，母親從寺里取出一副牌位，讓她一起祭拜，當時，她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到底是誰。
直到她上國中的時候，母親告訴她，那才是她的親生父親，因為反對國民黨被處死。
“當時把我嚇到了，心里想這怎么可能�！痹谝粋�聞“匪諜”色變的時代，突然有了一個當“匪諜”的父親，讓她無所適從。她問母親，可母親只是重復著告訴她，父親黃賢忠，是一個很有學問、很好的人。
“后來我想，他肯定是冤枉的。”想通了這一點，少年時的她才覺得釋然。
而同時，在海峽的另一側，黃新華同父異母的哥哥，卻一直無法釋然。
1947年黃賢忠離開廣東陸豐老家時，黃偉民才一歲，母親早亡，他一直由族內(nèi)的親戚養(yǎng)大。他聽長輩說自己的父親去了臺灣，卻沒想到這會帶給他一輩子的厄運。
1960年代，黃偉民是公社里的會計，有著干部身份，生活順遂。直到組織審查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他的父親在臺灣，有著“臺灣關系”，他被公社辭退，之后十余年，他只能成為鄉(xiāng)野間的民辦教師。
后來，村子里有從香港回來的人，帶來了黃賢忠早已犧牲的消息，黃偉民開始寫申訴信，證明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，犧牲在了反動派的屠刀下。
他一口氣寫了十來年，將申訴信寄給公社、縣里。但往往人家一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，你有證據(jù)嗎？
黃偉民找不到證據(jù)，他不知道誰是父親的上線，又是誰派他去的臺灣。
“我紅白不是人。”有一天，從公社理論回來的黃偉民沮喪地告訴自己的兒子，自此再不申訴。
2012年，黃偉民的兒子拜托友人前往臺北六張犁公墓，希望能找到父親的墓碑。卻恰好碰見了當年替黃賢忠撿骨的人，透過他，聯(lián)系上了黃新華，這時，距她拿到父親的遺書剛剛過去一個月。
“以數(shù)十年有限生命，立億萬年不朽事業(yè)，雖敗猶榮，雖死無悔�！边@是父親遺書的第一句話。
“我死矣！累家人吃苦，于心不忍！然事已至此，可不必悲，希珍重身體，以維家室�！边@是第二句話。
時隔一甲子，黃新華回到了陸豐甲子鎮(zhèn)，這時，她的哥哥黃偉民已經(jīng)是腎癌晚期，他看著從未謀面的妹妹，只說了一句“我這輩子過得苦”。
“當年兩岸的爭斗是一個悲劇”。黃新華說，“我沒想到父親是那么堅貞不屈的一個人�！彼_始感到父親當年所付出勇氣的意義，并開始理解他的信仰�！斑@樣的受難不應該再有。”
這一年秋天，黃新華在臺北參加了互助會一年一度的受難者秋祭，會場上響起了悠揚的安息曲：
“安息吧，死難的同志，別再為祖國擔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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